相传：伏羲、女娲都是创世神，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先始，也是福佑社稷之正神。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很多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就是他们的画像中大都是女娲持规，伏羲持矩。“规”指圆规，用来画圆；“矩”指直角尺，用来画方。“规”“矩”都是与计量相关的器具。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由此而来。“规矩”现引申为：法律、制度
黄帝：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，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，被尊为中华“人文初祖”。史书记载：“黄帝命隶首作数，以率其羡，要其会，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。”大禹治水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成为历史佳话。其治水过程，“声为律、身为度、称以出、左规矩、右准绳”，都是充分利用了“规矩、准绳”这些与测量相关的计量器具，
据史书记载，大约在4000年前的夏朝初期，已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测量时间、长度、容量和重量的器具和制度了。《夏书》记：“关石禾均，王府则有”。而周公灭商后，“以量度成贾而徵儥(yu)”，即以度量衡来评定物价，以保证买卖的公平交易。
春秋战国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私有财产不断增多，交换成为必然。而交换时人们对大小、多少、轻重以及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开始计较起来，因此度、量、衡成了交易的重要手段。各国度量衡不统一，制度混乱。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变法图强，“废井田，开阡陌，统一度量衡”，使秦逐渐壮大，为以后统一六国打下基础。商鞅方升就是一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实施“车同轨、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”。颁布了40字的统一度量衡诏书，制作了大量的度量衡器具，分发到全国作为计量标准使用。
两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沿袭秦制，但也有很大的发展。无论在标准的建立、单位制的制定，还是在器具的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特别是新莽时期制作的新莽嘉量，集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五个量于一身，堪称世界瑰宝。
3世纪，中国进入了三国时期（220-280）。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，斗争激烈、战争频繁，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。此阶段的度量衡制度仍为汉制，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对度量衡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如刘徽在《九章算术注》中，对新莽时期的一斛与魏朝一斛进行比较。
东晋之后，以长江为界，分为南朝、北朝。南朝以汉族人掌握政权，律历度量衡沿袭汉制。而北朝由拓跋氏建立，没有严明的度量衡制度，为了多取物于民，任意制造长尺、大斗、重秤，造成度量衡制度混乱，出现了“南人适北，视升为斗”的现象，即南朝人到北朝去，把当升当成斗，即北朝的升增长很快。
公元581年，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，建立了隋朝，两次下令统一全国度量衡。但由于北朝的度量衡增加太大，隋文帝下令用南朝的小尺测日影等天文研究，而用北朝的大尺作为官民日常用尺，形成了大、小两制现象。
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，。在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上，除了在严格的管理制度、单位制改革上占有重要地位外，对东方各国如日本、韩国的影响也十分深远。《唐六典》对度量衡制度的确定记录详细；而《唐律疏议》对违反法计量规定的处罚也有明确规定。
宋朝经济较为繁荣，科学技术居世界领先，在中国航海史上首次使用先进的导航仪器—指南罗盘。这一时期对度量衡有所发展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管理不力而相当混乱。刘承珪创制了戥子秤，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。
元朝度量衡基本上沿用了宋代制度，《元典章》规定：凡斛斗秤尺，须行使印烙。官降法物。元朝国土广阔，海外贸易得到发展，可以在海外看到很多中国元朝计量器具。
明时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。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，秤中开始有西方思想。清代，康熙亲自累黍校尺，反映了对度量衡制度的重视。清未，清政府还向国际计量局定制了铂铱合金营造尺和库平砝码原器。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多个国家已采用国际米制。时工商部建议，将本国度量衡与米制兼用，并颁《权度法》。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吴承洛等人提出采用米制，并确定与市制的换算关系：1公升等于1市升，1公斤等于2市斤，1米等于3市尺（即一二三制）。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加快计量相关法律法规建设，1959年国务院发布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，1978年颁布《计量法》；。同时加强计量技术基础建设，建立了计量科研机构和全国量传体系；成立了计量行政主管部门，保证了全国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。
